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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记忆中,千师爷是一位佛法高深,医术精湛的高僧。

    我父亲邓国章缘结千师爷和拜在千师爷名下,是缘于好友,也同为川军师长范绍增的介绍和引荐。

    1938年川军奉命整编出川抗日,邓国章所部改编为第三十集团军,所属新编第十五师,任中将师长,在出川抗战期中,父亲邓国章突患喉病,声音嘶哑,说不出话经诊断为喉癌,军委会军令部特批离前线返成都治病。返成都医治收效甚微。好友范绍增师长特举荐介绍千师爷。经千师爷专配药房治疗,一年内即告痊愈。因而父亲对千师爷非常尊敬,不仅他本人拜在千师爷名下为弟子,也让我们全家皈依在千师爷名下,求千师爷福庇。千师爷曾赐我法号,由于年代久远,又因社会变革等因素,我已记忆不起我的所赐法号了。

    当时父亲邓国章知道千师爷在成都尚无固定住所,特派人在成都外北万福桥外购得约三亩土地,出资为千师爷修建一幢佛堂,为千师爷念佛修行居住之所。

    在我经历和记忆中,有关千师爷的佛法事迹,除曾我父邓国章治愈绝症外,另外尚有两件应与记述的大事:

    一、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大批

    飞机轰炸成都。当时我家住市中心鼓楼南街七十一号,也在背后皮房街有门出入。鉴于日机轰炸频繁,故我仍经常住在外东沙河堡乡下躲避空袭。一次日机号称一百零八架空袭成都,炸毁皮房街,盐市口,祠堂于街等街道的几尽所有房屋,尸体遍街都是。

    由于空袭原因,我们均不去市内家中,只留有几名人员看守家院,敌机飞临前约一小时,千师爷突然来到家中,守屋人称我们均在外东沙河堡,千师爷随即去家中后花园荷花池旁,我家一佛堂内,在蒲团上打坐(因我父母均信佛,故在家中专设有一间供奉菩萨的佛堂)。此次日机的轰炸非常猛烈,我家后门的皮房街(现顺诚街)全部房屋皆毁,而我家却一颗炸弹均未落下。事后据留守花匠称,他亲见炸弹北边在中市街方向飞来,花匠认为必死无疑,见炸弹飞来,他即跌落荷花池中,但此颗炸弹仍过家中仍落在皮房街内,我家除窗户玻璃全部因震动破损外,房屋均无损坏,花匠称轰炸时,千师爷仍在佛堂口念佛定坐,无任何慌乱。当日机飞离成都后,千师爷随即离宅而去。

    千师爷在成都所持佛法高深,当时的四川军政要员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都多次参拜千师爷聆听教诲,对千师爷敬奉有加。

    我父亲邓国章自1939年因病在家养病后,基本已无社交活动,只经常奉请千师爷来家或去千师爷念佛堂拜见师爷聆听教诲。

    1949年10月,父亲邓国章突然决定要宴请当时刚卸任四川省主席,新任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上将主任邓锡侯及其高级幕僚总办卫敬叔等军政要员。当客人到家后,父亲即命我自驾一辆吉普车去念佛堂接千师爷来家,说邓锡侯有事请教,千师爷来家后,他们密谈了约三个小时左右,随即又叫我送千师爷送回念佛堂。

    此次邓锡侯安排在我家会见千师爷绝非一般会见,事隔一个多月后的1949年12月9日,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军政要员即在彭县联名通中起义,保全了成都免受战火损毁,全成都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保障。我深信,这一重大事件。一定是和邓锡侯密见千师爷有重大关联,深信又一次是千师爷持佛力避免一次成都重大战乱,造福桑梓功德无量。

    1950年后我因工作离开成都,1951年返成都后,我曾万福桥外念佛堂探望千师爷,但已人去楼空,多方打听仍无千师爷任何信息,一直到2005年才偶然在网上看到千师爷在乐至报国寺的信息。立即赶往报国寺,但千师爷已早于1992年圆寂先去,再无缘面聆听教诲,遗憾至深!